最近，我斷斷續續的，終於把董啓章的《時間繁史‧啞瓷之光》上下兩大冊讀完。讀到書末，最後出現的文字不是後記或跋之類的東西，而是作者以十數頁的篇幅，把書中曾經出現過的廣東話詞彙做了一個簡易的白話對照表。甚麼「一舊飯」、「氹氹轉」、「郁的就」、「的確涼」等等，讀著讀著，這些我們非常熟悉的日常口頭語，被放在書頁上的時候，一股親近的、甜膩的、和活靈活現的感覺，迅即躍然紙上。
《時間繁史‧啞瓷之光》是一本多聲部小說，三條敍事線交錯前進，形成多元視角的複合性敍事。不過，更實質的多元性，其實來自廣東話語的界入。書中出現了大量的廣東話對話，而且都不是三言兩語，而是動輒幾頁長的侃侃而談。在書寫語言裏偶爾出現簡短的廣東話是一回事，像《時間繁史‧啞瓷之光》一般，故意從紙頁上進入滔滔不絕的廣東話語境，卻是另一回事。我的劇場工作正正需要常常在書面語和口頭語之間來回進出，甚至可以說，宿命地註定要在書寫中文與口頭廣東話兩個世界之間滑移游走。因此，《時間繁史‧啞瓷之光》對我來說便具有一種非常劇場化的閱讀經驗，書中以廣東話呈現的人物講話，明明是熟悉的日常話語，但因為與傳統上的白話敍事大相徑庭，又與一般劇本所講求的衝突和張力大異其趣，因此，每次從書面語進入的時候，我仍需要調節一下自己的語言神經，可一旦讀下去，卻又彷彿被甚麼慣性吸啜著，不容易走出來。
貝克特說過，語言是偉大的僵屍。據說，他的整個寫作生涯便是不斷地跟語言搏鬥，從愛爾蘭語到法語，從法語到英語，每當他發現所書寫的語言太貼近生活的時候，他便會逃遁到另一個語言裏去，以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字來寫作。今天，當本地的文化評論人不斷地歌頌廣東話如何地道，如何跳脫，如何建立起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的時候，當廣東話儼然已成為一個跟日常生活劃上等號的語言的時候，董啓章的書寫策略，貝克特的實踐，卻再一次提醒著我們：語言的開敞與封閉，也許像一個莫比斯圓環，反面會轉成正面，正面又會走向反面，非常吊詭。
在八十年代，本地的劇場仍處於殖民文化與本土意識混雜不清的摸索階段。那個時候的香港舞台，可以聽到各式各樣唔咸唔淡的廣東話。「早晨啦！史密斯太太，今日嘅陽光實在太美妙啦！」「親愛嘅奧爾加，我請求你，去莫斯科！我地一定要去莫斯科！」這些後來被同業們不斷拿來開玩笑的翻譯劇台詞，老實說，在那個年頭，在特定的戲劇氛圍內，其實並不可笑。相反，這些不純粹、充滿雜質的翻譯腔，卻曾經為我們打開了一大片藍天，讓我們汲取到更多中文和廣東話所沒有的文化想像。然而，今天，從港產片，到粵語流行曲，到舖天蓋地走向媒體化的劇場，廣東話在運用上已被定性為一種跟日常生活「零距離」的語言。輕鬆跳脫、市井地道、繪聲繪影、玲瓏剔透，成為了被媒體統佔下的廣東話的絶對標準。文藝腔更是死罪。在劇場裏，當不少莎劇的翻譯和語言處理也以本土化和時代感為號召的時候，文字和語言的詩性，卻逐漸遠離香港劇場。
最近在一個劇本圍讀分享會上，聽到不同背境的與會者，議論著如何把一些德語名詞和抽象哲理語彙翻譯成香港觀眾「聽得明白」的、更為貼近生活的廣東話語，我忽然「明白」到，當廣東話的特質和其他語言的特質劇烈碰撞的時候，廣東話的限制，至少是我們在運用上和想像上的界線便非常明顯。今天的本土劇場，在經歷了近十多年來的本土化發展之後，似乎更需要的是對廣東話的運用重新思考。當然，任何逆反式的的書寫和運用策略，都可能會帶來強烈的反抗，因為語言是一把利刃，可以直插進一個社會裏人們的集體意識。維根斯坦對語言曾經有這樣的觀察：「語言依賴許多非語言的特徵，特別是人性。」廣東話的特性，也就是香港人的特性，廣東話的封閉性，也就必然會成就香港人的封閉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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